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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终关心医院里的30000名老人,命赴黄泉的作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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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天随手拍的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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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叔叔是父亲最亲近的弟弟。 从发现癌症到扩散到淋巴,一个月。
周日中午病情开始恶化,今天上午7点多,走了。

最近一直很忙。

北京松堂医院,是一家临终关怀医院。不同于其他以“治愈”为目标的医疗机构,住进这里的病人,大多接受了生命即将走向尽头的结局。更重要的目标是,减轻病人的痛苦,让他们平静、安详、体面地离开人世。老人们蹒跚、遗忘,逐渐被衰老剥夺生命的活力,但更多的时候,人们看到的是一张张满是皱纹的笑脸,他们跟着音乐拍手,也常常伴着歌声睡着。在生命的最后时段,他们努力追寻着生而为人的尊严。

叔叔抢救时的体症

每天除了工作,就是陪父亲去医院打点滴。用医生的话来说就是冬季来临之前的疗养。

“开会”

我和这个叔叔不是很熟悉。虽然同城,但他深居简出,只有父亲脑梗后,他来看望,偶尔我在家时,会碰上。

因为以治疗脑梗、心梗著名,所以来这里的病人以老年人为主。

松堂关怀医院的大厅里,挂着一盏巨大的金色水晶灯。早上8点,一位穿白大褂、打红色领带的矮个男人在灯光下举着麦克风,又唱又跳。《姑娘我爱你》、《天路》、“你挑着担,我牵着马……”

他是一个孤独的男子,高瘦,一生未娶。我很小时记得他和一个著名作家的女儿谈过恋爱,没成。

他们是谁呢?就是你老家的父亲、母亲、七大姑八大姨们。他们很慈祥,个个看起来都和蔼可亲。

他叫欧阳,56岁,是这家临终关怀医院的护工。大学生、中学生志愿者们站在一旁,等待演唱《情深深雨濛濛》。工作人员叮嘱志愿者,要多给老人唱情歌,让他们重温谈情说爱的感觉。

父亲脑梗五年多,坐轮椅。叔叔病发后,父亲一直郁郁寡欢。我希望他释怀些,但他可能想得比较多,始终沉闷。

打点滴都得两三个小时,这里无论是病人还是家属都比较和善。疗程都在一周左右,见的多了就比较熟悉了,相互之间帮忙叫护士、换药很普遍。

观众是二十几位住院的老人,每天上午8点、下午2点,他们都会集中在这里,观看表演、与志愿者聊天。老人称之为“开会”。“开会”是松堂医院专门设立的关怀项目,欧阳负责主持,也唱歌。组织老人们“开会”之外,他的主要工作是照顾4位老人的生活起居。

周日,父亲久坐在叔叔病床前,一直握着他的手。叔叔基本已经没有意识、无法言语。癌症扩散到淋巴后,喉咙无法吞咽,靠输液维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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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人坐在轮椅或椅子里,按精神状态列成几排——第一排能听护工指挥,不时鼓掌;第二排的老人对表演没什么反应,有的一直自言自语;第三排的老人大都耷拉着脑袋,有人看似已经睡着了。

叔叔临终前用的药

父亲喜欢热闹,人多的时候话也多起来,跟周围人寒暄。精神就好,若是没人说话,就这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地埋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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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天一早,电话响起时,我就预感到什么。

能打破病房里沉闷的气氛,有空组织大家聊天。一群老朋友的聊天。其实老人们都是特别有趣的。

护工欧阳一边唱歌,一边绕场一周和每位老人握手。有些老人迷迷糊糊没反应,他也笑着从轮椅上拽起他们的手,随着节奏握两下。欧阳有四个播放器,都是大红色,和他的领带一样。他为着放伴奏自费买的,一个放没电了用另一个。

7点多,叔叔走了。8点多我带父母赶到医院。父亲坐在轮椅上,来到叔叔近前,拿起他的手,自言自语道:手还是热的……

有个女患者54岁突然脑梗,一条腿没有知觉,坐着轮椅来的,本来很能干的人抑郁到哭,整个人精神特别不好,丈夫也很无奈。昨天父亲在她旁边的病床上,一直没说话的他突然关切地问临床那女患者:

86岁的刘国英是最配合的观众。“开会”时,护工告诉她看表演要拍手,她便一直笑呵呵地拍个不停。在松堂医院,她是最有活力的老人之一。她身体好,爱干活,每天帮护工给其他老人喂饭。有一次志愿者表演古筝,刚弹了一个低音,刘国英立刻使劲拍起掌,吓得表演者乱了节奏。

人在那样的气氛下,泪水会直接流出来。父亲悲从中来,发出哭声。我对父亲说:“爸爸,他走了,挺安详的。我们安静地送送他,别惊扰他。”父亲就忍住,没有放声。父亲脑梗多年,很不容易地维持着意识和简单的活动,有时像孩子般地依赖着女儿,很听话。

“你一个人来的?”

老人们也要做保健操,几个身体好的老人跟着欧阳活动。刘国英腿脚好,能站在场地中央踏步、弯腰。93岁的谭桂清看她做操卖力,不服气。谭桂清觉得这是一场“比赛”,要求儿子给她买一条红围脖,戴着做操更精神。

把父母安置到病房外,我一个人走进去,告别不太熟悉的叔叔。

瞬间我惊呆了,人家丈夫就在床边蹲着,怕人家见怪,赶快打圆场说

做完操,欧阳给刘国英按摩头部。她满脸沟壑,掉了一半牙齿。欧阳边按摩边介绍,“这是防止衰老,改善皱纹。”

我不是天然就可以比较冷静地面对死亡的。

“哎呀呀!老爸你躺着看不见吗?旁边不是有人嘛!”

护工们都喜欢刘国英,叫她“老刘”。一位王姓护工尤其和刘国英亲近,总去她的病房串门,还没进门,就喊,老刘!然后坐到床上,身子向老刘怀里一歪,说,抓下头!老刘也不说话,笑着给他抓。王护工花白的头发剪得很短,抓起来“唰唰唰”地响。他闭着眼笑。他今年65岁,刘国英86岁,和他的母亲差不多大。母亲在老家,王护工三年没回去了。

五年前,父亲摔倒后脑梗,后来母亲的乳腺癌同步发生。我开始密集地和医院发生交集。父亲是摔断股骨后脑梗,骨科和神经科都不接。骨科认为动手术麻醉的话会加重脑梗,有生命危险;神经科认为骨头先到骨科接上才能入神经科。就这样,父亲拖着断骨在医院等了10天!我周旋于上海各大医院,骨科有名的,神经科有名的,麻醉师有名的。最后,终于有一个医院的骨科,敢接高龄脑梗病人的骨科手术。我跑到医生那里,请他带我到病房,亲眼看到他刚刚动过骨科手术的一个94岁的脑梗老人,然后决定,就到这里做。

那男人很幽默地说“原来我是护工啊”

旁边一位护工与刘国英开玩笑,老刘你得跟他要钱,现在哪有免费干活的?老刘还是笑着不说话。

前前后后换病房,骨科是各种身体的伤残,神经科是各种精神的缺损。当然,神经科的另一个特征是,大小便不受控。我曾目睹一个儿子怒斥他可怜的父亲,因为他父亲又拉在床上。我也目睹女护工毫不遮掩地掀起男病患的被子,让他在床上解手。还有,摔断腰骨的民工和他从老家赶来的年轻媳妇。民工生死未卜,年轻媳妇已经开始和男护工眉来眼去。骨科的男女护工都是比较强壮的。

女患者看着周围突然忍不住乐了,边笑边抹眼泪说

王护工说,我们老刘明白的时候最好了,就是说了的话,一会儿就忘。老刘说,人老了,记忆力不好。她看见护工在给别的老人喂饭,又笑着说,人老了,就像小孩一样啦。

在医院里,当一个生命离开,会发生很不可思议的场景。家人悲伤;护工急着挪人,大声提出各种加钱的事;医生过来问谁是做主的,因为要马上决定是用他们提供的一条龙服务,还是自办丧事;后赶来的亲人一出现就放声大哭;而其他病人和家属仍然routine地重复着惯常,该听收音机听收音机,该刷手机刷手机……
见了太多这样的场景,漠然和麻木会有吗?可能会有。

“叔你真意思!我生病以来今天都第一次笑”

止痛

洛桑告诉我,藏族男人18岁要看天葬。看过天葬,才真正明白什么是活着。他母亲也是天葬,他目睹了那一切。

“那你为啥?”父亲问。

开会的时候,刘国英其实听不懂欧阳和志愿者们在唱什么,表演后志愿者来陪老人聊天,志愿者也听不懂她说什么。她的口音重,往往是自顾自地说,那些十八九岁、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接不上话,只能不停笑。

父亲脑梗后,一度丧失希望。五年间,他经历了十几个亲人、朋友的离去。最不可思议的,是对门的老头。老头硬朗,声如洪钟,每天锻炼,时不常鼓励父亲几句。有一天他浇花,手里扎了一根刺,没在意,两周后,刺里的毒进入血液,不治,走了。到现在我们都有恍若隔世的感觉,无法相信,那么一个乐观健康的老人,就这么消失了。

“我得这病”女患者说。

虽然交流不畅,但她总还是盼着下楼“开会”。因为“开会”的时候“这个说话,那个说话”,难受就撂下了。

父亲渐渐接受了命运的安排,情绪终于稳定下来。

“你那也算个病?!我去年那么重的都恢复好了……”父亲突然来了精神,大声边鼓励边责怪她。

这是医院为老人提供的精神上的“止痛药”。不同于其他医院以治愈疾病、挽救生命为目标,松堂医院的宗旨是缓解衰老和疾病给老人带来的心理、生理痛苦。

母亲开刀那次,我把父亲从另一个医院接到母亲的医院看她。一个在床上,一个在轮椅上,我笑着说,现在轮到我当家长了,你们尽管放心,我管你们:)两个老人相视着,我不知道他们彼此有多相爱,但那一刻,他们应该认定,这是命运。

其他病人和家属都跟着乐。

王凤龙身患骨髓瘤晚期,疼痛蔓延到全身,手臂、肋骨、双腿、到处都痛。她最初每天吃四片止痛药,后来自己加到六片。痛到受不了时,她让医生给自己打杜冷丁。普通医院里通常不会大剂量使用这类药物,只能止痛,无助于改善病情。但在松堂关怀医院,减轻老人们临终时的肢体痛苦是更重要的。曾有一位老人因为神经损伤持续疼痛,一年打超过1800支杜冷丁。

五年间,我被迫反复思考关于死亡的问题。希望有一天面对时,可以坦然接受。

大家都知道父亲年纪大,都很礼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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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来我发现,这既是一个哲学命题,也是一种心理操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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医院里现在住着200多个病人,不只是临终病人,还有家属无暇照顾的老人、精神病人、残疾人。护工说,他们“什么病人都收”,大厅墙上的介绍则总结为:“集医院、福利院、敬老院职能为一体”。

在健康能干事的时候,别浪费生命;

今天对面有个老者自己一个人来打针,着急回去,全速放开,还说自己那是高速。我劝了半天没用。护士一走他就自己把针全放开。

医院对晚期病人和临终老人采取姑息治疗,病房里很少看到输液吊瓶,更没有呼吸机。除了重症病人需要插鼻饲管、尿管、戴氧气管,大部分老人身上没有管子。

在清楚地知道爱对方时,清楚地告诉对方,不要犹豫、闪躲;

临床的人回去时嘱咐我帮他叫护士换药,看他精神好,问他多大年纪

1987年成立以来,松堂关怀医院累计送走了三万多位老人。一间时刻都有人可能死亡的医院,常常遇到排斥——医院一共经历了7次搬家,其中4次是因为附近居民抵制。2003年迁到北京东五环外,远离居民区,才算稳定下来。过去搬家时,曾有上百位附近居民堵在医院门口,不让老人入住,说这是死人医院,是“八宝山的前一站”。老人们在街头滞留了四个小时,直到半夜才住进新病房。

安静而有尊严地走,意味着要提前做好准备,包括走了以后换什么衣服这样的细节;

“我81了”,看着精神矍铄,声音洪亮。

子女把老人送来临终关怀医院时,往往已经接受了死亡即将来临这一结果,只求让老人走得平静、安详、快乐。刘莉的母亲至今住院三年多,整日昏迷,刘莉在她耳边大声说“妈,吃饭了!”老人微微睁开眼睛,刘莉不知道她是否真能听见。她还是每天都来探望,为母亲擦身、按摩,对着母亲的耳边,轻轻呼唤她的名字。

心里不慌乱,意味着明白什么是轮转,什么是终极不变。

“你怎么了?”

吃饭

面对死亡,是需要准备的,而且越早越好。它并不消极,相反,它唤起你内心许多沉睡的觉醒。

“前几个月高血压,要不然我还开我的醋坊”

在松堂医院,对于进食的积极程度,成为了判断求生欲高低的重要指标。有位四十多岁的年轻病人,从不和人说话,护工不知道她得了什么病,只知道她“总是在吃”。在护工看来,“能吃”意味着有活力,是病人最大的优点。

这一切是会结束的,我们唯一可能留下的痕迹,是爱和创造。

“唉!医生说我这都是饮食不注意,原来我喜欢吃鸡蛋,有次在家里我给自己煮了11个鸡蛋,然后去了女儿家,她不知道,也不说又煮了8个鸡蛋”

每天饭点,铁皮餐车送来煮得软烂的西红柿、茄子、鸡蛋、蔬菜、面条。搅碎、倒进碗里、晾到温热,护工最多同时照顾10个老人,喂一顿饭花费一个多小时。为了节省时间,护工总是多线作业,在这位老人缓慢吞咽的时候,转身喂下一位,再给这位擦擦嘴。

这一切是会远去的,我们或许再相遇,那时,我们是宇宙间永远不灭能量的重逢,记忆或许无法被唤起,我们换了一个时空,继续去接近造物主赋予我们的、最尊贵的式样。死亡是今生的永诀,但我们其实永不分离。

“然后呢?”听得人无比担心。

不同身体和意识状态的老人有不同的喂法。会张嘴吃的,用勺子喂;不会张嘴的,饭糊加水,用粗注射器打进嘴里;完全没有意识的只能再多加水,打成液体,注进鼻饲管里。

所以,当父亲面对叔叔悲恸欲绝时,我轻轻对父亲说了一句,父亲就安静下来。悲恸尽头,是希望。这种觉醒在每个人心中,只是需要被唤醒。

“全吃了啊!哈哈哈…那天我就吃了19个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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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天上海阳光很好

听得我惊讶得半天回不过神来!

谭桂清的牙早就掉光了,还坚持自己吃饭,一顿能吃五六个小包子,或一整碗面条。她对只能吃饭糊的老人充满同情,“它一打碎了你得搁水,一搁水多好的菜也不好吃了”。她想念妈妈做的四喜丸子和家附近的豆腐脑,现在她最爱吃儿子做的鱼,每周六儿子用密封盒送来放在冰箱里,护工每天给她的碗里放一两块。

女儿晚上回来,我默默坐在她对面。她问:how is uncle? 我说了情况。

有生以来第一次听见,19个耶!

王凤龙最爱吃志愿者送来的炒咸菜,用馒头夹着,三四天就能吃完一罐。志愿者有时工作忙没能过来,她便埋怨说,这小鬼,我等着你咸菜,你还不来啦。

女儿停了一下,说:你别要求我很难过,我和uncle不熟。

“原来我爱吃肉、喝酒,爱吃鸡蛋。现在吃成高血压了”

王凤龙被当做医院的抗癌模范,向视察的领导介绍经验——我就是不吃好的,我就饿着癌细胞,它吃不了好的,它就不发展了,我也就死不了。吃好的,它长了,我也就死了。

我说:妈妈知道。你去拥抱下外公,这样他会赶到温暖。

惹得老爸哈哈大笑。

后来她听人劝说:营养好了才能抵抗力强,才能抗癌。她决定不再跟癌细胞赌气了,躺在床上叫外卖,吃饺子、肉饼。腊月初八,她还喝了一碗腊八粥。

女儿说:好的。

老者回过头来,“要锻炼!不要怕这怕那的”

1月17日,腊月十二,住院一年半的王凤龙去世了。去世前一天她突然想吃梨,别的都吃不下。她吃了一个梨,第二天又吃了一个。那几天她一直咳嗽,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,她依然相信“吃”的功效,相信梨能治愈自己。

女儿后来又问我:可以转换个话题吗?

“你怎么来医院的?”

空床铺

我说当然。

“骑车子”

2018年底,不到一周的功夫,病房里又多了两张空床铺。两张床挨着,右边曾躺着一位北大毕业的老人,左边躺着一位精神分裂症患者。两人只并排躺了两天,左边的老人去世了,床铺空了出来。等护工更换完床铺,又有新的老人躺了上去。又过了几天,两张床铺都空了。

她说,按照我现在的成绩,进常青藤大学是没有问题的。我想学音乐和liberal
arts,但人家说这是找不到好工作的,我应该学营销、管理什么的。

我真是太佩服这位老者了!

农历新年将近,每天都有三四位老人去世,有时会有七八人。老人来了,没两天又走了,护工们有时感到恍惚,记不清一张空病床在过去几天里究竟一直是空的,还是有人睡过。

我说,找工作不是最重要的,最重要的是你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活过,最重要的是你在生命中触碰到了最遥远的可能性,最重要的是你保存了自己最宝贵的个性和天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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空床铺上的被子整齐叠放在床头,套着花纹被套,白床单上铺了崭新的尿垫。死亡的痕迹随着床铺的更换被抹去了,只有少数人留下了生命最后时刻的印记——一张病床边的冰箱侧面原本贴着一张老人年轻时的黑白照片,老人去世后,家属把照片取走,剩下了两块双面胶的贴痕。

我几乎不加思索地说出这些。

旁边有位大妈75了,也是高血压,问我“你是女儿?”

有时医院床位满了,前台接待员会告诉家属,再等等,明天可能就有了。接待员总能看到盖着白布的老人遗体从东边的电梯被推出来,穿过大厅,送去火化。第二天,又会有新的老人走进大门,穿过大厅往东,坐同一台电梯去往病房。一位新来的家属指着空床铺问,“出院了?”
住院长久的老人回答她:“没了。”

女儿说,我最感谢你的,就是你对我的“放任自流”。

我点点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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感谢死亡。我明白的道理是,在死亡来临之前,我们可以给到自己最好的礼物,是不放弃成为一个与内心和解的人,一个可以把外化情感转为深深祝福的人,一个懂得并尊重生命内生规律的人。

父亲说:“老了就必须得靠女儿”。

死亡每天都在松堂关怀医院发生,身在其中的人待久了,反而更加坦然乐观地面对着即将到来的时刻。对93岁的谭桂清来说,死亡是一张“大长条的小窄床”——“推出去了,那大长条的,那小床那么窄。我们这老太太没事干,有点什么事都看,哪怕睡着了都把她叫醒了。哟,快起来吧,大妹子,说干吗呀,又不好了,那老太太不行了。”

女儿懂事地过来拥抱我,说:妈妈晚安!

病房里有个一直不说话的女患者突然插话说:

有时护工也和老人开玩笑——

晚安

“为什么呀?你们干嘛不叫儿子呢!”

“你跟着我到四川去不去?”

然后讲述她的家事“我爸原来就是那样,家里有哥,他啥事儿都打电话给我,我给哥打电话,哥说问了他说好着呢!还让哥觉得我这嫁出去的女儿多事儿”

“去,你叫我去我就去。”

旁边的大妈说“我有病就是找儿子,女儿也得过自己的日子”

“你去要是回不来了怎么办?”

我爸接着说“我就找女儿!我就不靠儿子”

“回不来,死就死,这么大还怕死。”

这下好了。旁边的大妈和那个女患者一下子来了气,你一言我一语,一齐跟父亲辩论。说话声、笑声一片,看得出他们暂时忘记了病情,心情都很愉快。

“死了我就埋在那峨嵋山去啊?要不要?”

……

“要,反正给我埋哪儿都行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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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埋在哪里行啊?”

今天打完针,父亲精神特别好,医生检查说可以在家吃药,不用打点滴了。

“嗯,哪旮旯都行。”

他回头对我说“昨晚我梦见三个白袍仙人,她们告诉我说,好了。所以我就知道好了”

抓手

“好好好”他说话大家习惯了附和。

老人们在走向生命尽头的过程中,逐渐失去对身体的控制,跌进轮椅,跌进病床,跌进衰老的无底洞。但他们并不甘心如此,总试图抓住些什么,抵抗衰老的侵袭。

医生在笑,旁边的病人都在笑。

每天饭后,三层走廊里总是脚步声不停。一位老人来回走,左腿拖着右腿,右手几乎不摆动。护工说他是最好的病人,努力运动。他的背还直,头上还有黑发,衰老对他还算容情。比他再老些的老人,比如86岁的刘国英,即使身体再好,在走廊里溜达时也必须得抓住扶手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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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走的老人,不到万不得已,都不愿坐轮椅。他们抓住拐杖——有时连拐杖也拒绝,摄影师来拍照,一位老太拒绝带着拐杖入镜,觉得不吉利——拐杖先是木质的,然后是更轻便的不锈钢制的;先是一只脚的,后来变成三只脚的,再变成四只脚的助步器。

为了庆祝父亲痊愈,打完针去医院外面的街道上请他吃顿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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饭后父亲坐车里自言自语

一位脾气古怪的老头也已经坐上了轮椅,仍自己推着轮椅走路锻炼。三只脚的拐杖挂在轮椅上,他或许还能再用上。

“吃饱了,喝足了,我跟皇上一样了”

贾文秀做了腰椎手术后,泌尿系统和腿脚都不太听使唤了。她总误以为自己尿了裤子,误以为自己能站起来走路。护工用一根布条把她固定在轮椅上,背后用死扣系住。但她坚持认为自己能走,指挥来串门的刘国英解开固定的布条。刘国英照做,贾文秀却没能从轮椅上站起来,摔倒在地。

哈哈哈……

但这次失败并未消磨她的自信。过了几天,她悄悄对志愿者说,明天我就自己回家去,只有二百里地,你可别告诉他们。我的腿好了,能走。

护工

松堂医院有30多名护工,大部分四五十岁,年纪和医院护士的父辈相当。护士只在早晚查房和老人需要治疗时出现在病房里,平时守在护士站。护工则不同,属于他们的空间只有病房里的一张病床。他们时刻和老人,或者老人的物品待在一起。

今年,已经是护工欧阳在松堂医院的第11个年头了。

医院几乎每天都有志愿者来,欧阳总是激情饱满地演讲:“我认为伟大的工作。我们每天,为天下人尽孝,我们天天面临着屎尿,为老人服务。我之前做过很多,我做过大生意,我认为,生意不宝贵,金钱不宝贵。李白不是说了这么一句话吗,‘夫天地者,光阴者,百代之过客也。而浮生若梦,为欢几何?’人生就是这么长的时间,我们感悟到人生。我希望你们啊,一个下午,就安安心心给老人带来快乐……”

欧阳年轻时做生意,从湖南跑到石家庄、廊坊,说自己有时一个月能赚十几万,但后来欠了债,不得已来了松堂医院。他怀念年轻时满世界跑的生活,开玩笑说,现在这份工作把他“套住了”——护工没有休息日,请假要按小时报备,春节也必须找人顶替才能回老家。欧阳平时每月请假一次,去邮局给家里寄钱,每次两个小时。来北京11年,除了医院组织去十渡团建,他只趁晚上去过一次天安门,再没去过其他景点。

但这份工作,也让他感受到价值。这份工作包吃住,没有额外花销,他渐渐还清了债务。后来院长让他主持志愿活动,他更感到满足——每天唱歌跳舞四个小时,多赚1200元,还总能收到老人们的赞赏和感谢。更让他开心的是,年轻志愿者来了都喊他“欧阳老师”。

每天在志愿活动上表演,他总是习惯性地绕场一周和每位老人握手。他总打一条大红色的领带,保温杯和唱歌用的播放器也是大红的。老人感到他与众不同,叫他“小头头”,大声对他说谢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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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天晚饭后的休息时间,欧阳习惯独自拿着播放器在屋里练歌。他对着屏幕唱:“天边有一对双星,那是我梦中的眼睛……”,他像在台上表演一样,扬起手势,走起步伐。音响声音传到楼道另一头,妻子小黄正在晾衣服,抱怨他,一天就是唱,袜子都不洗,都塞在枕头底下。

欧阳每天花许多时间唱歌、练歌,很多照顾老人的工作都由妻子分担。小黄训斥他,他也不反驳,让他去干活他就去,回来该唱歌还是唱。两人就这样相互埋怨也相互支持着在医院工作了十几年。有天忙完出来,欧阳在楼道遇到几个志愿者,笑呵呵地说:“我可以这么说,这个工作可以说一句话能显示,能屈能伸。”

时间

谭桂清羡慕其他老人腿脚好,而自己总被困在房里。有一天晚上,她悄悄出门溜达,被护工欧阳发现了。谭桂清解释,看错了表,以后注意。

谭桂清房间空出的床上摆着儿子买的圆挂表,她还一直戴着结婚时母亲送的手表。手表早就停了,表带扣也被磨断丢了,她自己用黑色缝衣线缠住,还是每天戴着。

她最关心的时间不是几点几分——反正每天护工都会按时送饭、推她去“开会”——而是星期几。从周日到周五,她见人就问,今天星期几了?一到周六,她又三番五次地问,今天是星期六吗?

那是她最期待的日子。每周六,儿子会来探视。

更多儿子不在身边的时间,她总是想念母亲,“四喜丸子…过年我妈都会做,那不算什么巧活。”
提到过年是否回家,她说,“我不愿意回去,回去还得让我妈给我做饭。我妈做饭特好吃。”她用一种现在时的语态,仿佛母亲还活着。

85岁的刘国英则能“回到过去”。她说自己只有六十多,母亲八十多岁,就住在走廊那头。她总溜达着找母亲,经过每间病房,都扶着门框探头看。有时她问身边的人,你看见我母亲了吗?她还没回来?

从前做记者的杜惠住院半年多了,总以为自己刚来不久,“一会儿就回家了”。她不愿意下楼去看表演,也从不打开电视,说“我没有时间”。她是诗人郭小川的妻子,在医院的时间大多花在阅读上,总是捧一本《郭小川研究》,但翻来覆去地永远在看目录页。

儿女把来探望她的情况记录在一个本子上——某天带了酸奶、水果,某天交了住院费。她以为这是她写的日记,指着本子上2018年开头的日期说,“随便记的几句,你看,都很早很早”。

本子里面夹杂几行明显凌乱的笔记,是她写的,“最近有一个长时间以来一直是糊糊涂涂的过日子。从现在起,开始一种新的生活,就像延安开始,从北山坡往北,开始一种新的生活。这是自己的一种想象。”2019年1月初,她中风卧床,不能再散步运动了。

张贞娥卧床近60年,记得每个重要的时间节点——

2001年、2002年、2004年、2005年、2007年夏天,自己因为无法排汗而住院输液,直到2016年11月,慈善基金会给医院捐赠70台空调,夏天才变得好过;

2003年5月6号凌晨2点,母亲呼吸困难,医院的医生都去支援治疗非典,10天后母亲去世;

2013年的1月,她和隔壁床胖老太同时都感冒,一年多后的2014年的3月,胖老太去世;

直到最近,2018年1月17日晚上7点25分,王凤龙去世了。

张贞娥日夜躺着,这些时间构成的回忆,几乎就是她能掌控的全部了。她望着病房天花板上的方砖——横着十块,竖着十块。2011年医院装修,她发现方砖变少了,变成横着九块,竖着九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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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月底,志愿者送来一支玫瑰花,张贞娥让人在矿泉水瓶里倒了水,插起来。玫瑰艳红、鲜活,过了几个星期仍没有衰败的迹象。她才终于发现,花是假的。

假花旁边的竹笼里有一对蝈蝈,日夜鸣叫。张贞娥说蝈蝈是百日虫,只能活一百天。她数着日子,看它们从翠绿色变成墨绿色,再变成黑色,最终不再鸣叫,安静地死去。2018年她养的两对,一对活了138天,另一对活了140天。在生命的最后时刻,她以这样的形式,努力证明着自己的记忆力依旧完好,也努力追寻着生而为人的尊严。

(应采访对象要求,刘莉为化名)

采访、撰文:于蒙、戴敏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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